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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昌教授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20日 18:05    点击次数:

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历史学界重要学术性刊物《历史研究》2022年第一期特别开设以“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为主题的笔谈,该栏目邀请了活跃在我国考古界与历史学界的3位知名教授发表学术体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论文《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在该专栏发表并产生较大反响。近日,国内权威期刊《新华文摘》第13期全文转载了该篇文章。

全文及链接如下:


 

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

1925年,王国维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王国维列举的“新发见”,是指偶然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敦煌经卷遗书等,多非科学发掘所获。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于今已百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致贺信、2021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9月28日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这三次有关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指示,高度重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远意义,要求“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一、考古大发现促进历史学大发展

百年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考古步入了“大发现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1990年起每年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所谓“考古大发现”,不仅指考古发掘揭露的遗址规模大,出土的遗物多,更是指考古发现揭示的重大历史信息,或可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或改变传统认识,或印证尚未确认的重要历史事件等,最终推动历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学的大发展。

(一)考古发现实现了“重建上古史”的梦想,“延伸了历史轴线”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感召下,胡适、顾颉刚等冲破传统经学束缚,重新审查史料,试图建立可信的上古史。他们虽然在思想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方法上仍是以古书证古书,造成了许多误解,以致出现“东周以上无史”的偏见。同时,另一批学者主张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填补传世文献空白,重建上古史。1925年,王国维开设“古史新证”课,利用新出土甲骨文、金文等印证《史记》的《殷本纪》《夏本纪》所载世系,以此证明夏商历史的真实存在。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学者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开始。李济在之后还提出了利用考古发掘成果“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宏愿。

1928年,李济主持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1930年,李济、吴金鼎等发掘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1931年,梁思永、尹达等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小屯殷墟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叠层”关系,从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方面建立了探索商以前历史的依据,意义重大。考古工作者由已知推未知,由后代推前代,以此建立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为传世文献所载夏商西周历史提供考古学证据。胡适在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时,也曾设想“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考古学上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者通过区系类型分析,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河套地区划分出八个文化区,各区文明多元发展又相互影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区域文化出现向中原汇聚的趋势,为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21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探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以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前2500年为大致分界的三个递进发展阶段。

中国现代考古学出现以前,中华文明史的年表只能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司马迁以后,历代学者向前推定年代的诸多方案都没有得到科学证明。考古发现弥补了以往年代学上的空白,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基本脉络,使“重建中国上古史”由梦想变成了现实。

(二)考古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增强了历史信度”

传世先秦秦汉文献是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文献的可信度需要考古材料验证。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父权制家族公社为特征的血缘管理。在由夏而商而周的发展中,父权制家族公社血缘管理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分层更为细密。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鲁国、卫国、唐国时,不仅赐典章制度、财物,还分配了被征服的血缘族团成员。分配给鲁公的“殷民六族”,允许其保持内部大宗、小宗、家内奴隶等不同层次的父权制家族公社血缘管理模式。《尚书》中也说“尔殷遗多士”,“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等。这些记载表明,无论是殷遗民,还是受周王分封的各诸侯国,都保持着父权制家族公社的聚族定居、聚族劳作的血缘管理模式。

鲁国分封地在“商奄”曲阜。根据考古发现,曲阜鲁国故城分内、外城,外城呈回字形围绕内城。内城发现的西周宫殿基址,应是鲁国国君及贵族处理政务与居住之处。研究认为在外城发现的“甲组”、“乙组”墓分别代表殷人墓、土著夷人墓与周人墓,并按血缘族团分区居于外城西部、西北部和北部中间。这就充分证明了《左传》《尚书》等文献记录的可信性。《左传》记载康叔封于“殷墟”。杜预注此“殷墟”即朝歌,在河南淇县与浚县境内。考古发现的浚县辛村遗址及据传出土于浚县的康侯簋“诞令康叔鄙于卫”铭文可为证。《左传》记唐叔封于“夏墟”,也已得到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材料及其中M31所出“文王”玉环铭文“唐人”证实。

总之,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大多已得到考古发掘成果印证,考古发现“增强了历史信度”。

(三)考古发现填补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丰富了历史内涵”

中华文明起源早,历史悠久。韩非子在《五蠹》篇中将战国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荀子《非相》篇感叹,“上古”、“中古”的历史文化已不易察,历史久远只能“论略举大”,历史靠近才能“论详举小”。

还有因主观因素造成的空间详略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在中原,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华夷之辨”观念,这些观念集中反映在“先王之政典”的“六经”中。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为原则,叙写《史记》,系统记载了中原的历史文化,周边部族的则描写简略。20世纪前半叶,蒙文通、徐旭生对五帝以来远古部族相关记载进行总结,如中原地区华夏部族集团、海岱地区东夷部族集团、江汉地区苗蛮部族集团等。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中原、海岱、江汉文化区相对应,是文献与考古相印证的佳例。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既然考古学划分的中原、海岱、江汉文化区有远古部族活动的文献记载,那么,其他文化区也应有相应记录。但现存文献却是空白,考古学引发了对相关问题的继续探索。

不仅如此,即使是中原地区的先秦秦汉典籍,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也多有散佚。所以,研究中原、海岱等地区的历史文化,同样需要考古学提供更多的资料。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颍河上游发现的登封王城岗、禹县瓦店、新密新砦遗址,在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上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紧密连接,为夏代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发现的商代晚期4片有字甲骨,不仅填补了安阳以外不见商代有字甲骨的空白,还证明大辛庄一带是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方国中心;等等。考古发现极大地开拓了认识上古历史文化的视野,突破了传世文献的局限,“丰富了历史内涵”。

(四)考古发现展现了历史文化的真实图像,“活化了历史场景”

甲骨文有“出入日”记载,《山海经》有“日月所出之山”与“日月所入之山”各6座。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日月山”图文使这些记载更加形象、具体。“日月山”陶文在山东、安徽等地多有发现,说明古代农耕文明崇拜日月天体神灵的普遍性,也证明甲骨文与《山海经》的相关记载正是远古历史文化的反映。又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M45墓主两侧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形象,以及墓主北侧用肋骨组成的北斗图像,将先民借助龙虎图腾祈求灵魂升天的原始宗教观念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陶寺遗址用土坯建成的扇面形观象台,为我们呈现了《尚书·尧典》“观象授时”的场景。二里头宫殿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可以设想夏代各部族酋长在夏族共主主持下议政、朝会的画面。考古学“活化了历史场景”。

二、百年考古开拓人文学科新境界

西方考古学有古典考古学、人类考古学等区别,中国考古学因丰富的文献资料形成了历史考古学。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经史子集”一体,“文史哲”不分家。百年考古不仅促进了历史学发展,还开拓了人文学科新境界。

文字学方面,考古发现开创了许多新分支。中国传统文字学实际上是“《说文》学”,又称“小学”。考古发现促使古文字学发展出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简帛学4个分支。甲骨文已有较为成熟的体系,考古学者据此向前追溯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线索。考古发现了有关商代早期郑州二里岗文化的2片有字甲骨,发现了有关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陶文、登封王城岗陶器上的“共”字,发现了相当于五帝时代陶寺文化陶器上的“文”、“邑”以及大汶口文化陶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斤”、“戉”、“凡”、“封”等字。虽然对这些陶、玉器刻文的释读学界仍有讨论,但笔者相信,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将汉字的起源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而且将汉字从起源到甲骨文出现之间2000多年发展过程的大致脉络基本连接起来了。

文学史方面,考古发现带来的影响更加广泛。首先,丰富了古典文学内容。如《荀子》有《成相》篇,先秦文献“成相体”仅此见。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出土,为探索成相体的源流带来突破。其次,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空白。《汉书·艺文志》收录先秦屈原赋、孙卿赋直至汉代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1000余篇,都属文人赋,是精英文化、大传统。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竹简,则揭示了汉代民间俗体赋的流传。裘锡圭联系敦煌西北马圈湾汉简所记“韩朋故事”、敦煌藏经洞所出《燕子赋》《晏子赋》《王陵变》《季布骂阵词文》等,勾勒出汉代俗体赋的宏大轮廓。“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这些俗体赋是汉魏时期的民间文学、小传统,因考古发现得以填补。最后,改变了文学史一些传统认识。传统文学史教材认为,中国志怪小说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的出土,证明志怪小说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2012年公布的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更将其出现时间向前推至战国早期。

哲学史方面,考古发现可以为探索学术思想的源头提供参照。西周以来理性觉醒,“六经”出现;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哲学发展。以往学界关于先秦哲学思想及其内涵特色如何形成等问题,因传世文献的欠缺而讨论不足。考古发现为这方面的探索开启了新视角。例如,古代先民以为日月围绕地球旋转,由此出现了“太阳循环”观念,又因东临大海而产生了“日出汤谷”神话。先民认为,太阳夜间在地下泉水运行,第二天从东方大海中再次升起。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太一生水》篇载:“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念的开篇,随后出现了四方与四时观念。《周易》的“原始返终”,《说文解字》的“始一终亥”,孔子的“中”哲学,老庄的“道”哲学等,都是原始宇宙观念的概括总结。而考古发现的河北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陶钵上的“日出大海循环倒置图”,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上的“太阳循环八卦图”,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玉版上的“太阳光芒八星图”,以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画《宇宙》《天象》《月忌》、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将行》的“图”与“文”等,不仅展现了相关哲学思想的系列画面,而且将其源头追溯到了5000多年以前。

文献学方面,考古发现提供了新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献数量多、涉及面广,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丰富。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年代被推定为战国中期,竹简的抄写及其文本的形成应更早。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先秦古书的形成及相关学术思想的流变,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郭店简《老子》的发现,不仅破除了《老子》成书于秦汉的误解,而且证明战国早期儒道多有相通之处,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分离的趋势。

三、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

王国维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的“发见时代”。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进一步提出,中国考古已进入“大发现时代”,但还不是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现在,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终于到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标志,不仅是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考古学所引起的整个中国古典学的繁荣昌盛,以及中国古典学在当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以,这里的“黄金时代”是就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学而言的。以下先对“中国古典时代”与“中国古典学”略作界定。

“古典”一词中外皆有。中国古代的“古典”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如《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索隐》:“言古典残缺有年哉,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艺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西方的“古典”有多重含义。其一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文献;其二指由这些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文化,故称“古典时代”;其三指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及其历史文化的学问,故称“古典学”。东西方“古典”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虽不同,但有相通之处。以此为参考,笔者作如下认定。

狭义的“中国古典时代”专指春秋战国时代;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还包括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前古典期”,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古典源头期”,秦汉的“后古典期”,魏晋至1840年的“古典影响期”。对狭义与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的学术研究可总称为“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至少涵盖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文献学。包括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典”、“册”和西周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集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经籍元典,秦汉时期持续先秦学术整理完善的典籍。此可以东汉《熹平石经》《白虎通义》及《汉书·艺文志》中六类所列书目为代表。其二,语言学。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此可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为总结。其三,历史学。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对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作全面总结,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此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时代下限。

以上三个方面,不包括长达1000多年的“古典影响期”。因为魏晋以后已经开始了中国传统古典学的重建工作。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往往是随着时代、思想的发展,方法的更新,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而不断发展的。因此,中国古典学经历了多次重建,每次重建都使其展现出新的面貌。1840年以后,传统的古典学重建转入现代古典学重建。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为特征的“古史新证”,李济以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古史重建”,改革开放以后李学勤、裘锡圭等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研究”,21世纪初饶宗颐提出的利用新出土文献重新整理先秦经典的“新经学”等,都属于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工作。传统与现代的古典学重建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总体上看,这些重建工作属于学术史上的积累阶段。真正的重大发展,即质的变化,是百年考古所引起的整个中国古典学的一系列突破与整体繁荣。笔者认为,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具备了以下条件。

一是变革与繁荣是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社会条件。

古今中外学术思想文化本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又恰好遇到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质变。在中华文明史上,这种根本性的质变有两次——春秋战国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是5000多年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史上最根本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将此前延续了2500多年的血缘管理转变为影响此后2500多年的地缘管理。春秋战国时代经济空前繁荣,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与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手工的技术与效率,扩大了商品的交流,引发了新兴城市的增多、中心城市的繁华等。变革与繁荣推动五帝时代至夏商西周长期积累的思想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转化与创新。因而有了“六经”整理、史书编撰、学派蜂起、百家争鸣、辞赋创新等学术思想文化的繁荣。

第二次根本性变革与空前繁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中国古典学,在魏晋以后经历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1000多年重建积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典学在近代文明的影响下开拓发展;到1921年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更是开启了“古史新证”、“古史重建”工作的百年积累。新中国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必将出现文化大繁荣、哲学大突破、思想新高峰,从而步入中国古典学的“黄金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就是中国古典学开始步入黄金时代的社会背景。

二是发展与融合是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学科依据。

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首先需要各学科本身的深入发展。例如考古学,从地层学、类型学、区系类型学说、聚落形态研究等方法的发展到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的开拓,学科不断发展。又如甲骨学,相关研究在“罗王时代”收集甲骨、文字考释等传统方法基础上,进入到地层关系、世系称谓、贞人分类、字形句法、宗教习俗等科学研究的阶段。1933年,董作宾提出殷墟卜辞五期发展说。此后,甲骨分期又有董作宾的“文武丁卜辞之谜”,李学勤等的“历组卜辞”、“无名组卜辞”、“王卜辞”、“非王卜辞”、“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等新认识。其次,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例如,以往学者多据金文王年、月相的记录做金文历谱研究,但科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明确青铜器出土地层关系,结合碳十四测年、陶器分期判断埋藏年代,依据青铜器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判断制作年代,将金文所载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与器型、铭文相近或相关的其他青铜器比较进行综合考察,再以铭文王年历史推算具体年代。

以上例证,代表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总趋势。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为特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是其具体表现。考古学促进各学科的深入发展与交流融合,为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提供了学科依据。

三是唯物史观是引领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的理论旗帜。

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造就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用材料以欧洲、西亚、北美为主,中国的较少。因此,我们应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总结中国古典文明规律与古典文化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与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殊性相结合。

20世纪,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文明史理论与文化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但其材料仍主要来自西欧、北美,指导思想也多以西方话语为中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在合理借鉴西方理论优长的同时,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充分体现古典文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以上两点,是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之后必须坚持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建构中华古典文明、古典文化的“三大体系”。例如,根据柴尔德《远古文化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可知,在地中海周边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分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贸业与工业分离的所谓三次分工,文明在这一过程中起源发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后虽然也出现了三次分工,但分工不分家。不仅在血缘族团内亦农亦畜,而且直到商周时期手工业、商业与农业都在父权制家族公社内统一管理,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农不移、工贾不变”。又如,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的奴隶社会,在夏商周时期父权制家族公社的家内奴隶制长时间持续后,才发展为秦汉时期以郡县制为背景的社会奴隶制。另一方面,西周实行家内奴隶制的同时分封建侯,已表现出了封建因素。也就是说,从西周到秦汉,奴隶制与封建制处于叠合粘连的状态,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

总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对中国文明作具体分析,总结其中的规律,提炼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同时,必须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明与古典文化,同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相结合,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推动其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这是一项文化继承与创新工程,是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的核心任务。

 

原文链接:https://xw.qq.com/cmsid/20220429A02AC600

 


【作者:    责任编辑: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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